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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t官网(www.caibao.it):薛毅读《散场了》|文学批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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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目:薛毅读《散场了》|文学指斥的意义

《散场了》,尚思伽著,三联书店2021年即出

晓岚很清晰指斥在现代的处境。她用贝克特《守候戈多》的台词来比喻:两个落难汉背对背,向着地平线远望,“小心守望”,“就像在已往的黄金时代一样”。经由长时间缄默后,不由心生怨气,最先面对面相互诅咒。“窝囊废!”“寄生虫!”“丑八怪!”……爱斯特拉冈给予对方最后一击,骂出了“指斥家!”,弗拉基米尔“哦”一声,被打败了。

在众多经典作家眼里,指斥家的形象经常是负面的,作家在创作中取笑一下指斥家并不少见。但晓岚的自嘲说明的是另外一种状态,她说“我们已经走到了没人要听别人语言的年月”。创作和指斥相隔遥远,作家已经不在乎指斥家的看法。读者和指斥更远,像《散场了》这本集子,之前作为单篇揭晓在刊物和报纸上,我虽然也会时不时翻阅这些报刊,但文章我竟一篇也没读到过。媒体越来越蓬勃,而指斥的声音反而被淹没了。这个时刻,晓岚为什么要从事指斥呢?

晓岚生前送我《散场了》初版本,我只是随便翻翻而没细看。我错以为,这书所收的短小的指斥文章,是晓岚的职业行为。实际上,晓岚用的是业余时间。晓岚常年卖力《北京青年报·青阅读》的编辑工作。我很喜欢《青阅读》,它紧扣出书界的新动向而有自己怪异的想法和态度。但由晓岚花大量的时间来卖力,我总以为有点虚耗。熟悉晓岚的同伙们和我一样,都钦佩她的学识和才气。我以为她应该去研究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她钟爱的契诃夫;她应该去研究鲁迅,她和我谈起鲁迅和日本的情形,完全可以写成很好的考证文章;或者,她应该沉入到中国历史中,继续写《太平鬼记》那样的小说,写《中书令司马迁》那样的剧本。与晓岚最后一次相见,她提及《青阅读》将停刊,我以为很遗憾,但私下也在想,也许这对晓岚也是解脱。她可以去高校、研究机构,或者到其余对照清静的地方,集中精力研究和写作了。她完全可以做一个精彩的文学研究者、小说家、剧作家。我的想法里有着许多私见,私见之一就在于,我总以为,文学研究比文学指斥更有意义。

最近重新阅读二十世纪八十年月的文学指斥,黄子平的一段文字让我感伤:“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所拥有的某种‘优势’是他人所缺的。他履历着同时代人(包罗作家和读者)共通的社会生涯,他呼吸着同时代人共通的哲学气氛和心理气氛,他能够以自己新鲜的感受和强烈的激情参加到同时代人的文学生长之中。”那真是指斥的“黄金时代”。那时刻,指斥与研究没有界线,或者,严格地说,那时刻还没有貌似客观镇定的研究,只有直率表达看法的指斥。而且指斥“内嵌”在文学潮水之中,对文学创作有直接的影响,也时时在创作的刺激下,调整偏向。这一切的主要条件就是指斥家和作家、读者的“共通”性子。指斥和创作都在文坛第一线,相互熟悉,但指斥家不用在意人情世故,更不用在意作品的市场销量而曲意逢迎。晓岚提到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友谊,作家甚至临终留下遗言,希望葬在指斥家身边。我想,在八十年月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友谊。

九十年月初,一部讲述中国女人在异国阛阓的自传小说出书后受到媒体的热捧。一部异常平庸的小说居然被称为杰作,而且居然没人否决。有人以为这是指斥家的失职,是指斥历久缺席的效果。自此之后,“指斥的缺席”这个说法被沿用了下来。记得九十年月后期,一家报纸每到年终就约请我总结文坛年度十事,我险些不假思索延续两次写上“指斥的缺席”。但时至今日,这个说法也不太盛行了。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影视产物投放市场时刻大叫隆推介的广告类文章,虽然伴随着放映仍然会有一些真正的指斥声音泛起在报刊上、网络上,但它们影响不了文艺产物的生产机制,它们被甩到角落,身单影只,伶仃发声。

与此同时,以高校为主体的学术研究机制在逐步“正规化”。从九十年月后期一直到当下,高校的西席、研究人员、研究生,与学术期刊、学术出书界,另有职称的评定、学位的获得,以及研究经费、学术评奖等,构成了相对自力,也相对封锁的生态圈。历史和当下社会的一切征象,都可以提炼为研究工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指斥也被文学研究取代。指斥依赖指斥家的直觉、对行进中的文学的某种可能性的敏锐掌握,研究则依赖研究者的知识和理论剖析能力。指斥讲求短平快,研究则动辄洋洋万言。原本指斥家在意的与作家、读者之间的对话,对研究而言就不再需要。指斥“内嵌”于文学潮水,而研究可以外在于它。指斥需要呼吸到同时代人“共通”的头脑和心理气氛,而对研究而言,这些只是需要搜集和引用的质料。就像创作者可以无视身处角落里的指斥意见一样,文学研究者也可以无视学术生态圈外的创作者的反映。而站在学术生态圈内,遥看八十年月的指斥,其过于主观的偏差也许可以一目了然,但其自信和生机、其青春活力却令人羡慕,就像《守候戈多》中两个落难汉远望地平线,遥看黄金时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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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岚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身世,却拒绝了保送上研究生的机遇,而这即是放弃了一条凭她的学识和能力可以异常顺遂的学术之路。晓岚去世后我读到她的密友刘净植的一篇纪念文章。密友问她为什么不读研究生,“她谜底是,她畏惧在谁人学术系统里进入象牙塔,失去与社会和现实的紧密联系”。这话貌似过于高尚,有鬼话之嫌,但对晓岚而言却是人生之路的决议性决议。鲁迅昔时拒绝了学院的诱惑,与战友们一同办刊,面向民众写作,牢牢扣住时代绝不松手,这样的决议也许对晓岚有着启示意义吧。这让我想起在微信群里,晓岚曾战战兢兢地问:“我曾经问一个同伙,学院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她说是没有真正的现实感,不接地气……你以为这个说法对吗?咱们就是讨论啊。”过几分钟,见没人回覆,晓岚加上一句“我这么问,似乎不大合适”。当初的群里,自命为左翼,而在学院中的,只有两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的反映险些完全一致,这是学院的问题,左右都分享了。很可惜,这个话题被化解了。

要真正睁开这个话题并不容易。记得一位先锋作家在回覆别人指斥他们脱离社会现实时说,都生涯在社会现实中,怎么可能脱离呢?学院人也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回覆吧。问题是,学院人与学院之外的详细现实的关系,往往可断可续,无关紧要。没有血肉相通,没有“共通”的社会生涯,也很难呼吸到“共通”的心理气氛。而真正的现实是搬不动、移不走、躲不掉的,是永远置身其间的远远近近叠合在一起的详细状态。晓岚说: “在这个时代,躲进书斋做个学者,出书成名,不难,难的是突破专业框架另辟新天。知识的获取和积累,不难,难的是学术研究蕴涵着现实的激情。心怀天下满腹牢骚,也不难,难的是这不平之气里有真正的洞见。”实际上,只有充沛的广接地气的现实感,才气有用赋予学术研究以真正的目的和偏向。实际上,没有大量的短兵相接的指斥实践为基础,冷眼旁观的文学研究也变得多余。

晓岚也许并没有通过写作实践重修指斥在文坛位置的贪图吧。晓岚一直低调,她只是将自己的“泰半生涯”,“看戏、念书、观影”履历中的一些详细作品,作为切入点来感应和剖析时代与现实。这有点像鲁迅的杂文写作,经常是从手边所读的报纸上刊登的言论和新闻中找到话题和质料。我发现晓岚的文字中使用最多的词语是“现实”,但它并没有被观点化,或者说晓岚有意躲开了观点化的“现实”,躲开了用现代主义看法来锁定“现实”。她笔下的图景,与其说是贝克特式的,不如说是契诃夫式的。晓岚很细微地体认到契诃夫戏剧的“笑剧性”,他笔下有那么多惆怅、失望、痛苦,有灰色而庸常的生涯、有无奈的阻滞和永无实现的梦想,契诃夫冷笑笔下人物的软弱、自私、虚荣,但不冷笑生涯,他也能从慵懒、猥琐的人物身上看到单纯和无邪,而给生涯加了一层暖色,这使他缔造的形象有了更多的条理,使他的取笑变得多义。晓岚多次引用《樱桃园》里特罗费莫夫的话:“幸福来了,它在走过来,走得越来越近,我已经能够听到它的脚步声。而若是我们看不见它,抓不住它,那又有什么关系?别人能看到它的!”这种梦想很动听。但好谈工作和未来的特罗费莫夫又是个毫无用处的“终身大学生”,这个形象那时曾让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不满,以为他写得不明确、不果断,在新生涯眼前无能为力。但晓岚会说他“像我一样”。我想契诃夫也是通过这个形象投下了自身的影子。只有这样,取笑才制止自上而下的俯视,制止外在性。

或许是无意识中受到的影响,我总以为晓岚的指斥有着契诃夫的方式。她的语言靠近口语,好像拉家常,娓娓道来,语调亲热温顺。她从详细的作品谈起,甚至从自己坐在台下看戏的感受(是否瞌睡走神,是否不适)谈起,只管不使用抽象的观点,更多形貌,不离感性,进而详细地触及现实问题的一个侧面。人们夸赞她的文字“不疾不徐,游刃有余”,态度很放松,其中又容纳了绝不客气的批判、取笑和否认。她很透彻地剖析了契诃夫笑剧厚实的内在,转而面向中国的“舞台现实”:中国导演急于叛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传统,而取笑性的事实是,这个传统在中国压根儿不存在。她直率地否认了某部长篇小说的性描写,斥之为“庸俗”,但不否认性描写可能有的价值。无论性照样身体,在现代都有着“被消费”的运气,“但在这样的浪潮中,创作者依然可以选择态度。是把身体看成旌旗,去到达欲望的隐晦目的,照样把身体看成一个秘密,去探索自我和时代的一角,差别的态度,决议了作品的老实和力度”。晓岚很清晰性和身体被现代主流话语组合在个体生掷中的使用方式:用个体生命消解“远大叙事”,以为人性具有先天的逾越性,而政治肯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且是暴力的、反人性的。这就是《色,戒》这样的影戏在中国大陆被广受好评的头脑基础。导演把暴力的时代背景抽象化了,让人感受反抗的暴力与侵略的暴力一样冷血,一样谬妄。让人感受任何政治都只是把人看成工具而无情地扑灭生命。晓岚为貌似自力、小众、不随大流的“宽大文艺中青年”勾勒了一幅头脑画像,这里有晓岚对自己所属的一代人的艺术倾向和意见意义的反思。

我很赞成晓岚对现代中国左翼话剧的谈论。晓岚绝不掩饰对创作者基本的社会批判态度的认同,也对他们激活革命年月活报剧形式,起劲继续革命传统,对贫富分化的社会绝不妥协的态度抱有期待。但这不故障晓岚尖锐地指出左翼话剧的致命缺陷:它们与其说谈论的是现实,不如说是在谈论“现实的观点”,它们用抽象的道德激情作为起点,正好与资源阵营对革命的手段相一致。“它漫画历史的那种简朴和粗暴甚至是有害的。”她赞赏它们愿意针对迫切的社会现实“喊一嗓子”,而强于唧唧歪歪的“都市情绪戏”和“白领戏”,但它们在艺术上与后者同样糟糕。左翼创作沿袭了历史上的简朴化传统,经常把艺术仅仅看作是转达某种明确的看法和态度的手段,甚至看作是多余的装饰性的器械。而另外一方面,以“永恒的艺术”为尺度来否认左翼作品又是文艺界常见的套路。晓岚则强调左翼艺术是左翼创作的需要条件,态度和看法必须在与详细历史状态的相遇中获得厚实和生长,才气战胜其抽象和教条性子,其中最主要的是,批判的主体不能自外于社会现实,而需要“将自身置于批判的工具之中”,这就是鲁迅的方式,是鲁迅作为文学家最具本质性的方式,也是左翼创作最生疏的。诗人戈麦一首《献给黄昏的星》有寄义相反的两句诗:“我是天空中唯一一颗发光的星星”,“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漆黑”。左翼创作太容易把自我幻化为唯一发光体了,而把自己抽离出漆黑世界。晓岚则在谈论萨拉马戈的《失明的都会》时说,“真有琳达那样的‘明眼人’吗?善良、悲悯、奉献,自我牺牲——那险些是基督的角色。在生涯中谁敢说自己心明眼亮?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瞽者吧”,“最深的漆黑总是落在心里。想起少年时看过的一句诗——‘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漆黑。’既然注定盲目,就那时时自省。”

《散场了》一书网络的是晓岚2004年到2009年的指斥文章,讨论的工具固然没有局限于前面所举的内容,诸如国内外盛行的影戏、日本的动画片、传统戏曲、欧洲小说,等等,琳琅满目。这个时期中国头脑界正发生着急剧转变,争论不停。晓岚的指斥没有直接参与论争,没有硝烟气息。她只是以自己的艺术意见意义和知识积累,去触碰一个个详细的作品,灵巧地进入种种文本,去撕开消费主义包裹下的民众梦幻,去洞穿梦幻工厂的手艺和手法,也带入被时代忽略和抹去的历史资源,并纠正林林总总的对历史资源的滥用。晓岚很有趣地将吴宇森的《赤壁》化为笑谈,这部劣作费心于西方观众是否能看懂而自缚手脚,“求新之徒,虑深识浅”。她挖苦陈可辛的《投名状》等影戏只是向张艺谋的《英雄》致敬,“频频模拟它,重复它的弱点”。她直言法国教授写的《刺猬的优雅》“纯粹就是装蒜”,一种想弥合贫富悬殊、阶级差异和种族隔膜的很不高明的“白日梦”。她浏览《严密监视的列车》这样的影戏,也赞成这种“布拉格精神”:“对一切高尚事物本能的反感和不信任,热爱生涯自己而非生涯的意义,用诙谐来消解现实的谬妄和魔难”,但她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满怀轻松地甩掉了远大叙事,或者说,若是不再有形而上的思索、远大的理想、变化的激情作为参照,布拉格精神也将不复存在”。她同样也喜欢巴别尔,但巴别尔的《骑兵军》被翻译进来后,对它的解读也带着西方的眼光,晓岚则提醒人们与巴别尔同时代的作家肖洛霍夫《顿河故事》的存在:“他那部众多的长篇《静静的顿河》,另有多少人会看?”用巴别尔替换和笼罩肖洛霍夫甚至整个苏联文学,只是意识形态的阴谋。

若何辨识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若何与之锲而不舍地匹敌?2015年,晓岚写了为不少读者激赏的《荒原狼的嚎叫》(次年揭晓),这篇文章与《散场了》气概迥异,语词尖锐,态度激越。晓岚从中国影戏《刺客聂隐娘》、波兰话剧《伐木》的简明剖析中一跃而出,迅速直面在西方衰而不死、在中国如日中天的“中产阶级文化”。在一个文化异常庸俗粗拙的年月,人们对文雅艺术的要求险些是自然的,但中产阶级不仅需要缔造一种消费主义逻辑下的民众文化,而且也需要更“细腻的创作,更圆熟的技巧,更细腻的意见意义”,“它不仅允许甚至要求有一点精神”,它能把古典美,把悲悯、宗教情怀、现代主义、荒唐意识都吸附于自身,又能与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无缝对接,平安相处。不仅云云,借助于对黑塞《荒原狼》的剖析,晓岚还发现,中产阶级文化甚至能接受和容纳对中产阶级的反抗,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属于这种类型,蔑视中产阶级又属于中产阶级。荒原狼敢于自我流放、四处落难,收支于底层园地,又能适可而止地回归平静、整齐、正直的住所,能拜歌德、莫扎特为神明,对东方神话有很好的研究,又能深夜买醉,寻找肉体的欢欣。中产阶级文化能容纳荒原狼在“人”和“狼”之间倘佯,而且自觉到两者盘据的痛苦和绝望。所有这一切,能给中产阶级文化以刺激,杀青自我充实和自我更新。“荒原狼是中产阶级文化真正成型的标志。”以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有今天小众们所呼吁的文雅艺术,细腻而自足,而且也会泛起貌似匹敌平庸的中产阶级的荒原狼。

不知道是不是我过分诠释了,我总以为晓岚这篇文章之以是满纸激越而焦虑,而没有那种娓娓道来的平和之心,是因为她发现了中产阶级文化的意识形态阴谋,也有可能捕捉她自己。文章的主要立足点之一就是对她自己“文艺的一生”的不满和批判。她不满自己竟浏览和叹服那些古典美、细腻的艺术,不能容忍自己的意见意义与中产阶级同调,也震惊于发现美学的个人主义实在与市场的个人主义暗通曲款,而匹敌中产阶级竟会落入荒原狼的田地,掀起的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浪,这种发现简直让人绝望而气忿。她忍不住发生一种受骗的感受,“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先辈的馈赠”,上了先辈的当,上了文艺的当。她把眼光转向二十世纪左翼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泛起的新型文艺,转向珂勒惠支、布莱希特、鲁迅,这些无法被中产阶级文化彻底消化的遗产,甚至转向中国古代历史,转向司马迁,她的目的异常现实也异常迫切:寻找一切可能性去卸下个人主义“刻着自由花纹”的精神枷锁,挣脱被消费的运气,投入一种新型文艺的缔造。晓岚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就酝酿并尝试着头脑和文学写作的再出发。云云大智大勇,可敬可叹!

而只有身处现实中,天天与现实相遇,以认真、坦诚、执着、热烈之心感受它,辨识它,辗转而生涯于风沙中,历苦恼,经寒霜,绝不屈服,才有可能练就这样的大智大勇。从这个角度看晓岚的记者和编辑生涯,她的指斥实践,就显得异常主要。

(本文为新版《散场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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